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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柏市电 — 由于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日本深受劳动力短缺的困扰。上周六，日本的立法者们决定批准大幅增加外来劳工数量，以缓和国内长期以来的封闭状态。
根据当天一早议会上院通过的一项法案，日本将自 2019 年开始首次向非技术性外来劳工发放超过 25 万张五年期的居留签证。
对日本来说，这项措施是一个了不起的转变——不仅令邻国惊讶，甚至连日本国内都感到意外。一个曾经对移民采取严苛限制的国家现在不情愿地迈向另一个方向，朝外国人伸出橄榄枝。而与此同时，反移民的政治力量正在西方国家肆虐。
然而，日本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和人口因素所驱动的。在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日益萎缩的情况下，为了填补就业岗位，日本别无选择。
但不是所有人都为这个转变感到高兴。
在距离东京都不远的的柏市（Kashiwa）经营的公司主管后藤耕一郎（Koichiro Goto）表示：“我们是一个独特的国家，接受大量的移民会破坏我们国家的边界。”
然而，不管有多么不情愿，像后藤一样的人还是支持这项新措施的。他急需为“母亲的花园”（Mom's Garden）——一家有 70 个房间的养老院——雇用看护人员。这里有 60 个人在等待入住，而养老院的招聘广告从来无人问津。
“如果没有外来劳工的帮助，”他说，“这个行业就无法生存。”
根据这项新措施，日本将向劳动力严重短缺的 14 个行业（其中包括看护、建筑、农业和造船等）的工人发放 26 至 34.5 万张五年期的签证。
这项措施还为高级技能工人设立了一个单独的签证类别，允许他们无限期地居留，并且享受更多福利，比如可以将家人带到日本。
这一变化似乎标志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右倾政府发生了重大转变。就在三年前，安倍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在接受移民之前，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为了应对人口下降造成的劳动力短缺，他主张让更多的女性进入职场，推迟退休年龄，并用机器人来做曾由人类从事的工作。
但日本日益萎缩的劳动力和快速老龄化的人口给安倍及其保守派支持者造成了压力。他们不得不承认，单靠国内的措施无法应对日本的人口问题。
如果没有移民，预计在今后 25 年，日本人口将减少 13%（约 1600 万人），而 65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从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增加到三分之一以上。政府估计，到 2025 年，仅看护行业的雇主就需要扩招 37.7 万名工人。
上月底，安倍在一次议会会议上称，工人短缺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他说，日本迫切需要“外来劳工”。
然而，这项被反对党大力批评的新法律，与其说是对移民的接纳，不如说是一种矛盾心态下的商业算计。该法案受到行业组织的大力推动，却在某些方面含糊其辞，以此限制外国人从事的工作种类和他们的居留时间。
“这并不代表日本将成为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或者敞开国门，变得更愿意面向全世界，”汉堡大学日本政治和社会学教授加布里埃尔·福格茨（Gabriele Vogt）对该国的移民政策颇有研究，他表示，“这只是很单纯的劳动力市场政治。”
尽管这项新法律标志着官方政策的转变，但实际上，日本一直接受外来劳工通过非官方途径入境，例如向巴西人和日裔秘鲁人发放签证，或为主要来自中国和东南亚的实习生开设技术课程，让他们接受培训，将来可以带着技能回国。根据日本政府的数据，截至今年 10 月，日本有近 130 万名外来劳工。
许多雇主把实习生当作廉价劳动力，他们经常受到剥削。日本政府的报告称， 2015 至 2017 年间，63 名外国实习生在日本死于事故或疾病，还有 6 人自杀。
批评人士担心，新法律可能只会加重对外来劳工的剥削。东京庆应义塾大学社会学教授柏崎近子（Chikako Kashiwazaki）说：“没有监控或审查系统，就不会有正常运转的制度。”
日本有对外国人猜疑很深的迹象，因此右翼和左翼的政客都质疑，日本接受更多的外来劳工是否会扰乱社会。
“我们需要为中老年人、女性、因为回避社会和抑郁症而找不到工作的青年提供就业岗位，”执政党自民党议员青山繁晴（Shigeharu Aoyama）在一份右倾的线上杂志《Ironna》上写道，“我们要阻止外国人利用日本的社会福利体系。”
上月末，来自最大的反对党、左倾的立宪民主党的议员山尾志樱里（Shiori Yamao）在众议院发表讲话，她警告：“如果不精心制定好制度就敞开国门，我们就不可能再将它轻易关上了。”
在柏市的养老院“母亲的花园”里，门厅铺满了圣诞装饰品。主管后藤说，他担心日本人和外来劳工之间会发生文化冲突。
“我认为外国人可能很难理解”日本的精神，他说道。
但养老院的设施主管松尾加奈子（Kanako Matsuo）表示，已经在这里工作的台湾、菲律宾和越南工人与他们的日本同事“团结一心”。
松尾说：“和他们一起工作时，我并不觉得有什么鸿沟。”
在周四的午餐时间，29 岁的日本看护岩井亚由子（Ayuko Iwai）用勺子将鸡肉泥和嫩米饭喂进了一位住户的嘴里。一位同事在帮助其他人吃饭，但还有五个人无精打采地坐在轮椅上看电视。不久，同事的休息时间就要到了，而岩井将独自照料 10 个人。
岩井说：“如果有更多的工作人员，我们就能给每个病人更多的照顾。”
一些雇主认为，外国人可能不想从事养老院的工作。“如果我们不提高看护的社会地位，我们将招不到足够的工人，”代表 2800 名老人痴呆症患者之家经营者的协会副主席佐佐熏（Kaoru Sasaki）说道。
这份工作会很辛苦。在“母亲的花园”，看护们给居民洗澡、换尿布，帮助他们穿衣服。他们要打扫浴室和厨房，还要照顾一只宠物兔子。工作三年后，他们的平均月薪是 20 万日元（约 1775 美元，相当于时薪约 11 美元）。
日本人和外国居民在柏市聚会，享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菜肴。一些日本人担心接受更多的外来劳工会扰乱他们的社会。
对于持临时签证的低级技能外来劳工，他们的工作选择可能不多，而且他们也不允许携带家人。分析人士担心，这类劳工将被当作一个小小的齿轮。
“我认为，政府并没有仔细考虑过由这一政策引发的更广泛的伦理问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东亚政治学教授埃林·钟（Erin Chung）说，“甚至可以说，特朗普时代或许为政府提供了勇气，敢于执行一种无视劳工的人性，只看重他们所带来的劳动力的政策。”
安倍强调了这种签证的临时性。但是分析人士称，政府需要制定一个长期的移民政策。
东京大学国际政治讲师三浦卢利（Lully Miura）预测，同样面临人口下降和老龄化问题的中国最终也会开放招募外来劳工。她说：“因此，我们必须为外来劳工设立一个合适的制度，让他们能够在日本舒心地生活和工作。”
地方政府正在努力地为外国人提供服务。柏市的市政官员村山葛年（Katsutoshi Murayama）表示，他们必须发布多语言的紧急疏散和垃圾处理指南。他不知道新来的外国人能否适应日本这种以规则为基础的文化。
“我们最担心的是他们能否遵守规则，比如垃圾分类，”他说。
害怕外国人涌入的日本人经常提到这种担忧。米歇尔·深井（Michelle Fukai）出生于菲律宾，13 年前搬到日本工作，嫁给了一位日本男人。她说，她的邻居最近要求她向一位巴基斯坦新邻居解释如何进行垃圾回收分类。
上周四，在柏市跨文化交流中心（Kashiwa Cross-Cultural Center）的一次家常午宴上，几十名出生于国外的居民和日本志愿者分享了自制的美食，例如菲律宾的面食橘子酱米线（pancit palabok）。深井表示，她希望能到当地的一家养老院当看护。
“外来劳工才能救日本，”她说道。
翻译：熊猫译社 Joey
题图及文内图片版权：Noriko Hayashi for The New York Times
© 2018 THE NEW YORK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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